纵观叶赛宁的诗歌，可以看出，叶赛宁对革命的态度经历了从欢迎革命（1917-1919）到拒绝革命（1919-1923），再到从1924年开始重新审视苏维埃俄罗斯的复杂过程。

 

第一阶段是欢迎和歌颂革命。20世纪初期，俄罗斯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家出身的叶赛宁自然对这一切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当诗人看到革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给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带来一线生机时，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欢迎革命的到来，这种态度在作为“对二月革命的最初反响”诗歌《明天你早早地把我唤醒……》中明确地表现了出来：

 

明天你早早地把我唤醒/啊，我忍苦耐劳的母亲/我要到道旁小冈后欢迎/我的这一位可爱的客人。（《明天你早早地把我唤醒……》，1917年 ）[1]（P93）

 

第二个阶段是拒绝和排斥革命时期。叶赛宁对十月革命的拥护是诚挚的热烈的，但他对革命的实质和意义并没有真正理解，他所希望的只是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庄稼汉的天堂”。所以，一旦他发现这一梦想破灭了，祖国大地到处都是破败和荒凉，他心目中诗意美好的罗斯还要遭受无情地践踏和摧毁，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铁的客人”的巨大破坏力，不禁无奈而又痛苦发出了“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的呼喊。由此，叶赛宁对革命的态度也就由歌颂转变拒绝甚至仇视。

 

第三阶段诗人试图重新认识苏维埃政权，却陷入更深的矛盾之中。从1919年开始，由于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迷惑、失去爱情与家庭的等原因，叶赛宁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整日在酒馆与妓院中浑噩度日。这种情况直到伊莎多拉·邓肯一起游历欧美之后才有所改变。在欧美时，他一方面反感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精神世界的匮乏，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已不再简单地持一种克留耶夫式的敌视态度，而是掺杂了一些惊讶和羡慕了。”[2]（P189）。这种情况下，当他再想到和面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停滞的游牧场”时，这一切似乎变得不能忍受了。而要改变这种局面，诗人还是宁愿选择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回国后，他試图理解支持苏维埃政权，他读《资本论》，他宣称要做“歌手”和“公民”，他写《大地的船长》来为列宁唱赞歌，他甚至劝告传统思想浓厚的外公在他死后坐他曾经憎恨的火车来参加自己的葬礼。

 

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从心理上完全接受苏维埃政权与马克思主义，他总是不合时宜地与他们保持距离，甚至“要责怪苏维埃政权，抱怨它对我有点不公” （《正在离去的罗斯》，1924）。综上可以看出，从欧洲回国后，叶赛宁虽然想要理解和接受苏维埃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但事实上却始终与之保持的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矛盾状态，无法完全融入其中。

 

叶赛宁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但他诗歌中的革命主题却一变再变。我认为，这其中是有深刻原因的。

 

首先，使叶赛宁对革命的态度如此飘忽不定的，是他对乡村、大自然和祖国深沉的爱：最初当他看到革命给死气沉沉的俄罗斯大地带来新的曙光，可能改变乡村和农民的悲凉命运时，就满怀期待地欢迎这位“可爱的客人”。但又怀疑革命“将给俄国的黑暗带来的生活带来许多光明吗？”[3]P303答案显然不是完全肯定的，于是，他开始怀疑、迷茫和痛苦，最后不可避免地拒绝和排斥起革命来。后期，欧美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此时，他对乡村和自然的眷恋已经升华为对整个俄罗斯祖国的热爱，他认识到要使祖国变得强大，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是必由之路，于是，他试图打开心胸，去理解和接受苏维埃的一切政策。然而，那个古朴诗意的罗斯在诗人心目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他无法忘怀那承载着俄罗斯传统与诗意的“田野、牧场、森林”。所以，不自觉地对当前的政权与政策怀有莫名的敌意。所以，不管是歌颂革命，还是排斥革命，或者是后期暧昧不清的矛盾状态，这种种姿态都是表象而已，“他真正爱的而且有勇气在他最好的抒情诗里所承认的就是乡下土路、白杨树下的池塘、少年时之快乐回忆和他的家乡。”[4]（P266）。

 

其次，叶赛宁渴望获得身份认同与保持自我的矛盾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诗人17岁便离开家乡来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闯世界，那时，他初出茅庐，除了才华一无所有，迫切地想要得到大家认同。为了迎合彼得格勒那些“吃腻了鸡鸭鱼肉”而“想要尝尝乡下的野味”的观众的心理，他故意在公众场合穿着庄稼汉式的奇装异服，热切地讲着听众们感兴趣的一切关于乡村的事情，最终他成功跨越了农民和上流社会蒙昧之辈之间那道深深的鸿沟，成为了倍受欢迎的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诗人。事实上，这种渴望获得身份认同的心理自始至终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晚期，他常常“害怕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被人遗忘在一边”， [5]（P274）。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所以，当革命的潮流席卷整个俄罗斯大地的时候，他才会拿起自己的“神笛”，吹起革命的颂歌。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尊心的诗人，他又不愿完完全全地交出自己的竖琴，他是那样地热爱自己的家乡与那里的传统，把家乡当成创作的源泉、理想的归宿和心灵的港湾。所以当革命威胁到他的美好的古罗斯，当他用诗人的语言唱出的只是革命的颂歌时，他又觉得自己失去了叶赛宁之所以成为叶赛宁的根本，没有了自我。由此可以看出，叶赛宁一方面想努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又不愿变成失去自我的“金丝雀”，这才导致了他对革命的态度摇摆不定，自己也活在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

 

最后，叶赛宁对革命的态度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历史文化进程也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俄国文化处于激烈的范式变革和形态转换时期，传统与变革、西方与东方、历史与现实、朝霞与晚霞、日出与日落，种种矛盾交织共存。”[6]（导言P2）。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追求与日俱增，他们时常在道路的选择上犹疑徘徊。叶赛宁这位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诗人，面对这纷繁的革命剧变，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思潮，他无法理解革命的实质和意义，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因此才会对革命无法保持坚定的立场。在将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说，“在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什么也弄不明白！我失去了自己的观点！”[7] （381）。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叶赛宁的代价就是半生的徘徊、挣扎与痛苦。可也正是从这痛苦流淌出了一首首动人心弦的优秀诗歌。虽然不能简单地说革命成就了叶赛宁，或者毁灭了叶赛宁，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革命，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叶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