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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袁宏道吏吴期间交游考述

 一、公安文化圈的延续

 
袁氏家族久居于公安长安里,其地偏僻,远离当时文化中心,非文化隆盛之所。袁宏道父系家族文化层次不高,但是母亲龚氏家族则是诗书簪缨之族,对袁氏兄弟文学修养影响深刻。袁宏道在出仕吴县之前,这个文化圈对于袁宏道的影响非同一般。吴县任职期间,具有书信功能的尺牍是他与这一群体交流的主要方式。山水画
 
宏道与宗道和小修与舅父的尺牘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一是询问学问进益,二是交游的行踪报告,三是品评人物。家族之间,相互交流诗文学问,这是公安派人物在互相切磋中发展完善文学理论,取得共识的主要方式之一。类似于行踪报告的文字,可知新的文人不断涌现入袁宏道的视野。而且袁宏道与他们思想碰撞、谈禅说道,相知极深。品评人物是袁宏道在不断交游中寻找知己同盟,全面了解文士学问特点的方式。袁宏道将所结交的新知与兄弟二人交流,是要在群体内达成一致看法,也是袁氏兄弟一个筛选文士的过程,对于后来公安派的形成作用非凡。
 
袁宏道故乡文化圈还包括三袁兄弟共同敬重的李贽、袁宏道的举业恩师王以明、袁宏道城南社同社社友等人。宏道与这些人的尺牍与其家族文化圈所关注的内容大体相同。京城文化圈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袁宏道之前建立的文化圈在吏吴期间的交流是此前的延续与发展。但是,毕竟两地相距甚远,交流密度受限。所以,这对于有着强烈认同需要的袁宏道来说,他还需要扩展新的文化圈。
 
二、吴县新建文化圈
 
袁宏道虽然无意于开山立派,但是推广自己文学观念的欲望极其强烈。因此,任职吴县,远离公安和京城对于袁宏道而言,并非可喜之事。不过,吴县所在苏州府亦是集聚文学名流之所。他到达吴县,以诗文尺牍投拜了多位吴中当地文士。这一群体以张伯起、张幼于、王百榖、曹以新、皇甫仲璋为主。
 
袁宏道与这一群体相交时,这一群体早已在吴中文坛历经风雨,驰骋多年,创作和文学观念也早已成熟甚至定型。加之,他们都经历了汪道昆、李攀龙和王世贞在苏州主持文坛的年月,他们与复古派文人关系密切,甚至某种程度上,他们本人就是复古派的成员。
 
王世贞居于乡里之时,为了壮大复古派阵营,拉拢了一大批文士。他《弇州山人四部续稿》中有“广五子、末五子、四十子”这些名目为自己聚集的复古派文人排列名位。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三《四十子咏》中云:“诸贤操觚而与余交,远者垂三纪,迩者将十年……而臭味则略等……才均以行,非有所轩辕也。”所谓“臭味则略等”即谓四十子创作文风与王世贞的复古潮流一致。
 
张伯起、张幼于、王百榖都名列王世贞的四十子之中,皇甫仲璋的父亲皇甫汸也在其列。盖曹以新是王世贞的外甥,有避嫌之疑,不列其中。但是在王世贞的文集之中,曹以新多次出现。加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曹以新的小传言:“曹山人子念,字以新,太仓人,元美之甥,所谓近体歌行酷似其舅者也。”可见,曹以新也应是王世贞复古潮流的追随者。
 
二张丧父,王世贞、李攀龙皆为其父作墓志铭或者祭文。后来,王世贞父亲过世,亦请张幼于为其父作墓志铭。在王世贞落魄之时,张献翼曾作《寄王青州》有言安慰。王世贞“离茨园”建成之时,张献翼亦时常出入期间,唱和交游。李攀龙也多次与张幼于唱和,在其文集《沧浪集》中多有显现。汪道昆、王世贞等组织“南屏社”,王百榖、曹子念等人都曾参与。
 
他们不仅与复古派的中心人物李攀龙,王世贞私交甚好,且诗文也表现出强烈的复古意识。陈田《明诗纪事》已签卷七云:“幼于五七言近体皆佳,而七言尤自铮铮,七言古絶似高岑。”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三:“张献翼《文起堂集》惟和调匪偏,长体必兼,善力追古。这是对张幼于诗文创作风格的评论,再次证实了“复古”之实。
 
袁宏道对于这一群体诗文的评论,都是强调他们所具有的复古特点。袁宏道评价张幼于高标直追李攀龙和王世贞,曹以新诗文有王世贞文雅之风,看似皆是赞誉之词,实则不然。袁宏道此时已在多篇文章提出了鲜明的反复古文学观念。《叙小修诗》借为小修诗集作序而高举“性灵说”之大旗,正如《列朝诗集小传》所说,如此“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这一时期的《诸大家时文序》、《丘长孺》等诗文也都传达了类似的观点。
 
一年以后,袁宏道离开吴县遇到梅季豹,作《喜逢梅季豹》云:“摹拟成钝贼,七子递相误。羶骨蚁回旋,驴脊苍蝇聚。”袁宏道大骂复古文人,将他们比为钝贼,而且直接点出所谓钝贼就是复古派的前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恰入彀中。那么,那些评价曹以新等人像王元美的赞誉之词于此看来相当滑稽可笑,所谓赞誉还不如说是讽刺更为恰切。
 
袁宏道还慨叹道:“吴中诗画如林,山人如蚊,冠盖如云,而无一人解语。”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袁中郎,能堪几许煎烁?”吴中共为一诗的现状,难免阻碍了袁宏道文学理论的推广。他在给张献翼和王稚登的书信中分别说道:“夫吴中诗诚佳,字画诚高,然求一个性命的影子,百中无一,千中无一,至于文人尤难。何也?一生精力尽用之诗文章圣中也。”这也可见袁宏道所强调的文艺作品应该具备个性化的特点。袁宏道解官后,于万历二十五年,作客潘景升家。袁宏道不忘向潘之恒唠叨“世人眼塞开元钱,哪能读得贞观字”,极叹复古影响之深和自己文学理论的不被接受,接着又说不要像“世人如眼盲,相牵入阱狱”,定要脱此案臼。这就非常容易明白袁宏道言语犀利,毫不留情面的写给张幼于的“交恶”尺牍。由此可知,张幼于与袁宏道诗学观念的极端冲突。这封尺牍把这种相交却不相知的状况陡然掀开,才发现二人根本非同道中人。
 
相比于数十年前李攀龙、王世贞在吴县(苏州)文坛一呼百应而言,袁宏道可谓铩羽而归。袁宏道天生早慧,又有不甘居人后的领袖气质和不怕露才扬己的担当,李贽评之为“英特”。这样一位自视甚高之人,登高一呼,却无人响应的悲凉可想而知。这种挫败感,对于的袁宏道来说,应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楚。
 
三、吴县困境的突围
 
锺惺《与王稚恭兄弟》云:“袁仪部所以极喜进之者,缘其时历低往哲,遍排时流,四顾无朋,寻伴不得,忽得一江进之,如空谷闻声,不必真有人迹,闻没然之间而喜。”从锺惺此言也道出袁宏道吴县四顾无朋,备受冷落的困境。袁宏道在这种窒息的吴县文坛氛围中,寻求突围。他试图通过扩大交往空间发现他志趣相投的文士。
 
锺惺认为江进之是袁宏道突破吴县困境的关键所在。吴县期间,二人的关系在政治、文学、人生志趣等方面都高度一致。江盈科和袁宏道是同榜进士,又有同乡之谊,江盈科担任知县的长洲县与袁宏道的吴县仅隔着一条锦帆径,治所相近,二人交游应相当便利。
 
在吴地山温水软之中,袁宏道与江盈科共同发现了自然的力量,同时也为他们的苦闷打开了释放的道路。最为关键的是,二人在这段时期内通过不断的讨论与大量的创作,袁宏道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念。袁宏道曾言:“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创作热情,才有《敝筐集》、《锦帆集》、《解脱集》等三集的刊刻。而盈科为这三部诗文集都撰有序文。江进之《<敝箧集>引》:“诗何必唐,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而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之沾沾?”《<锦帆集>序》又言:君(即袁宏道)诗词暨杂着载在兹编者,大端机自己出,思从底抽……”
 
袁宏道的作品与二人石破天惊的文学理论一起出现在当时的文坛上。而且,这种理论渐渐发展成为一个群体的共识。宏道回信称赏盈科之序文:“序文佳甚。《锦帆》若无西施当不名,若无中郎当不重;若无文通之笔,则中郎又安得与西施千载为配,并垂不朽哉!”宏道之言颇为戏谑,但是对于盈科之知音之言深感欣慰。在政治、文学、人生志趣的共鸣,袁宏道从吴县压抑的文坛氛围解脱。
 
陶石篑兄弟居于南京,与吴县并不为远。宏道多次相邀二人过访吴县,不过也只有十几日。但是就在这短短时间内,袁宏道与他们共同完成了对吴中虎丘等众多名胜的游览,写下许多小品游记,也是袁宏道最令人称道的作品。屠隆偶然到吳县,袁宏道识得一个诗文理念相同之人。但是屠在吴县停留一天,就是这仅仅一天,袁宏道也欣喜若狂。《王以明》笺云:“游客中可语者,屠长卿一人,轩轩霞举,略无些子酸俗气,余碌碌耳。”袁宏道对这个游客中唯一相知相交之人充满了喜悦与赞叹。给屠隆的笺“明年将挂冠,从长卿游,此意已决”也并非客套应酬之语,袁宏道辞官之后的确遍游吴越,这一作法是否受屠隆启发,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二人知心之处,可见一斑。方子公是袁宏道的门客,袁宏道写于方子公的创作呈现的不过是袁宏道在吴县寂寞之时,与方子公相伴排解无聊、寻求慰藉的状况。
 
袁宏道同年中进士以及万历二十二年末在京城参与选官的士人群体,袁宏道也有意识的通过交游与他们保持联系。他们中很多人同年授官南方,和袁宏道极其相似,多是知县。这些年轻的进士,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观念,公安派的主要参与者并不为多,基本为一般的朋友关系。不过,袁宏道这种有意识的结交,不得不说用意深远。在吴县的文学交流中,因为这一部分人员很多都与袁宏道经历相同,袁宏道认为这一群体最能理解担任知县这一政治身份的痛苦,所以将自己担任知县的苦恼也多向这一群体倾诉。
 
袁宏道给这些人的尺牍中,基本篇篇涉及他为知县所苦的心态。《杨安福》笺中,袁宏道抱怨为官使他肉体受到摧残,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不得舒展。《沈广乘》笺中,袁宏道怨气滔天,事无巨细将吴令之苦件件道来,上官、过客、簿书、钱榖之苦,虽然艰难,但是还可应付。袁宏道所谓“没証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已经不是吴令外在有形之苦,而是将这种烦恼以佛家之语推及更大的空间范围,以至于逃遁无地。如果佛家回头是岸,还是脱离苦海之道。袁宏道苦叹自己是到不了岸的苦头陀,其中苦不堪言,无法解脱之处,可想而知。最后,《聂华南》笺中,袁宏道已经从怨恨变成了反抗,将吴令冠带袍服尽数弃若敝屣,以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对抗为官之苦。
 
与多位喜好佛理的朋友探讨佛理也是袁宏道的交游形式。因为这些人佛学修为观念各自不同,袁宏道与众人所谈重点也不一样。纵观袁宏道吴县涉及佛禅探讨的诗文,社交意义似乎更为突出。两篇名为《管东溟》的笺都是给苏州府致仕高官管东溟的尺牍。《明儒学案》载管东溟是主张儒释合一的泰州学派人物。袁宏道给他的尺牍也是讨论这个问题。这两篇尺牍,袁宏道似乎只是根据此人的身份和学说观点发表一点儒释合一的议论而已。《陈志寰》全篇看似句句关禅,但实则并非如此。袁宏道不过借《华严经》中的“碍”与“无碍”的词汇对知县任上事事繁杂,为官痛苦的现状的抱怨,求得朋友理解。钱伯城《曹鲁川》笺下按曰:“宏道于佛学并无深研,观其《西方合论》,仅能以念诵佛号,教人修行,可知与一般佛教徒,相差无几。”所以,与其说袁宏道的佛禅观念,倒不如说袁宏道借佛禅的几个关键词张扬个性,维持社交。
 
四、知县政治身份之下的官场之交
 
他担任吴县县令期间,亦难免有官场之交。身为官场后辈,他拜谒苏州府致仕的高官,身为父母官,提携吴县当地后起之秀。袁宏道自己所编《锦帆集》,事无巨细,把他与上司、下官的官样文书也选入其中,与苏州府当地致仕官员和秀才的交往相交的诗文也多是客套之语。
 
写给钦叔阳秀才仅仅是询问其参加院试的情况,然后就就此阐发世俗道德感受。写给顾绍芾秀才也是由科举入手,发表对当时官场的议论。关于钱希言,袁宏道在《朱司理》中言道:“若钱希言,则吴中后来儁才,名不及诸公,而才无一其右者。明公观诗,当自知之。”此时,钱还未显名,袁宏道作为吴县父母官,提携钱氏,亦在情理之中。
 
袁宏道与吴县当地在职上下级官吏多使用尺牍交往,因为这一群体都是与袁宏道存在公务联系,所以有一部分是公文书写。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涉及袁宏道强烈的辞官愿望,间或几篇是辞官离开吴县与官员告别的作品。题为《徐少府》和《朱虞美言司理》也是苦官书写,只是这里的苦官书写与给友人的尺牍又有明显的区别。与志趣相同的朋友尺牍的苦官书写多是做官难以自适舒展,以苦头陀比喻担任吴令的自己。这种书写的苦多是精神之苦。与吴县上下级官吏,袁宏道则变换方法,极力突出做官 “呕血症遂大作,近已作床褥中物,不知可得起否?”和“有性命不能保”这种肉体上的折磨,以及“楚人仕吴者若云,独弟以不才,爲鬼神所罚。”相当官方的话语。辞官的七篇尺牍所用的理由也大体以此为主,还掺杂孝道不行等等官员身份所必须符合的社会伦理规范来说服上官。
 
五、结语
 
纵观袁宏道吏吴期间的创作情况,社交意义极其突出,充满了寻求认同的篇目。这其中,既有维持前期两大文化圈和为后来形成的公安派寻找到众多志同道合文士的欣喜,也有在吴县文坛复古气氛中的压抑与痛苦。不过,这种痛苦也为袁宏道坚定批判复古文风,呼唤文学创作个性化和提倡性灵文学提供动力。也许正是经历困难,才有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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